AI+智慧农业：2025年行业变革、现状与未来五年（2026-2030）发展推演

摘要

2025年标志着AI+智慧农业产业的一个关键拐点。在这一年，行业正从过去零散、实验性的“盆景”式示范，转向在国家战略驱动下，追求规模化、系统化的“风景”式布局 。这一深刻转变的背后，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双重战略需求，这一需求已明确写入中国的顶层设计。全球智慧农业市场正经历两位数的强劲增长，但中国的路径尤为独特，呈现出典型的自上而下、政策主导特征。尽管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等技术能力正快速迭代，但其广泛应用仍受到农业经济现实、小农户经营结构以及长期存在的数据质量瓶颈的根本性制约。  

展望未来三到五年（2026-2030），行业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从以产品为中心的销售模式向“服务化”转型；国家级基础数据平台与模型的成熟；以及旨在变现农业非生产性价值的新兴商业模式的涌现。未来竞争的胜负手，将取决于能否通过可规模化、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和坚实的人才培养体系，有效弥合政策雄心与田间地头实施之间的鸿沟。

第一部分 全球市场动态与中国的战略定位

1.1 全球智慧农业市场：2025年概览与2030年展望

全球智慧农业市场在2025年正进入一个高速增长通道，尽管不同市场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存在差异，但这本身也反映了该行业定义仍在演进、边界仍在拓展的动态特征。

多家权威机构的预测揭示了市场的强劲增长势头。MarketsandMarkets预测，全球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144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156.9亿美元，并有望在2029年达到233.8亿美元，预测期内（2024-2029）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10.2% 。Maximize Market Research的评估则更为乐观，其数据显示2024年市场价值为166.1亿美元，预计到2032年将达到453.6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13.38% 。Grand View Research的估算值更高，认为2024年市场规模已达253.6亿美元，并将在2030年增至547.1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3.9% 。此外，亦有研究预测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将接近700亿美元，这一数字可能涵盖了更广泛的产业范围，如受数字化影响的全部农业产值 。 

这种市场规模预测的显著差异，并非简单的统计误差，而是行业尚处发展初期、缺乏统一标准定义的体现。部分研究可能聚焦于精准农业硬件和软件等核心技术市场 ，而另一些则可能将相关的农业管理软件、云服务乃至整个数字化价值链都计算在内 。对于投资者和战略决策者而言，这意味着“智慧农业”并非一个单一市场，而是由精准农业、畜牧监控、智慧温室等多个子市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子市场拥有不同的成熟度和增长轨迹。因此，进行市场分析时，必须首先明确其界定的具体范畴。  

表1：全球智慧农业市场预测综合分析（2024–2030年）

从区域格局来看，北美地区凭借其高度的技术渗透率、规模化的农场经营模式以及成熟的基础设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推动下，正展现出最高的增长潜力，预计将成为未来几年市场扩张的主要引擎 。  

全球市场的增长动力具有普遍性，其核心在于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7亿，这将对粮食生产系统构成巨大压力 。因此，通过技术手段提升作物产量、优化水肥等资源利用效率、以及践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已成为驱动智慧农业发展的根本力量 。  

1.2 中国的战略需要：政策作为“千亿级”市场的主要催化剂

与北美市场由市场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式不同，中国智慧农业的发展轨迹呈现出鲜明的政策驱动特征，其目标是开创一个“千亿规模新蓝海” 。这一战略的顶层设计根植于深刻的国家安全考量，即“确保国家食品安全”和实施“藏粮于技”战略，这也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的核心议题 。同时，智慧农业被视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柱和技术引擎 。  

2024年发布的《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是当前指导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该计划系统性地提出了“三大行动”，为产业发展规划了清晰的路线图：  

1. 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 核心是构建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包括建设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共建农业农村用地“一张图”，以及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农业基础模型与算法。

2. 智慧农业重点领域应用拓展行动： 聚焦产业应用的关键环节，着力于赋能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培育智慧农场、牧场、渔场，并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改造。

3. 智慧农业示范带动行动： 通过支持浙江等先行先试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与机制，例如推广“伏羲农场”等未来应用场景。

该计划还设定了明确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28年底，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32%以上，并开发推广超过20个基础模型算法和通用软件工具 。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例如北京市发布的实施方案（2025-2030年），同样设定了本地化的AI模型开发和智能育种技术应用率等具体指标 。  

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政策-技术-市场”传导链条。首先，国家层面提出高级别的战略目标，如粮食安全。其次，这些目标被转化为具体的、有资金支持的行动计划，如《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明确了资源投向和发展指标。再次，这些政策直接催生了市场需求，技术公司（如托普云农）通过将其产品和服务与政府目标对齐（例如，开发满足监管需求的数据平台、生产符合补贴政策的智能农机），从而获得市场准入和早期订单 。最终，市场在初期阶段主要由政府项目采购和补贴驱动形成，而非完全由农户基于投资回报率的自发需求所塑造。对于任何希望在中国智慧农业市场取得成功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不仅要拥有卓越的技术，更需要深刻理解并紧跟政策导向。在许多初期应用场景中，政府或其支持的实体才是最主要的客户。  

第二部分 中国的技术前沿与应用图景

2.1 技术堆栈：从“芯”到“脑”的自主化构建

中国正在全力构建一个全栈式的智慧农业技术生态系统，其核心战略是强调从底层硬件到顶层平台的“技术自立自强”，即实现从感知层的“农业芯片”到决策层的“农业大脑”的全面覆盖与自主创新 。  

第一层：基础硬件（“感官”与“肌肉”） 智慧农业的基石在于精准的数据采集和高效的物理执行。这一层主要包括：

• 传感器与测控终端： 广泛部署的各类传感器是智慧农业的“感官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土壤（水分、盐分、温度）、气象环境以及作物本身的生理状态 。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研发国产化的高精度嵌入式智能芯片，以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为大田和设施作物的智慧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  

•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 作为智慧农业的“肌肉系统”，智能装备负责执行决策。这包括用于高效植保、搭载超高清摄像头和精准喷洒系统的新型无人机 ，以及能够实现自主导航、精准作业的拖拉机、播种机和具备AI视觉能力的采摘、巡检机器人 。政府正通过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大力推动这类高端智能农机的普及 。  

第二层：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智能”） 如果硬件是感官和肌肉，那么AI和数据分析就是赋予其智能的核心。

• AI视觉识别： 计算机视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病虫害的自动识别 、畜禽行为的实时监控（如通过“猪脸识别”或体态分析来发现采食异常或患病的个体）、以及引导机器人进行精准喷药或果实采摘等复杂作业 。  

• 预测模型与数字孪生： 通过整合多维度数据，AI模型能够预测作物的生长周期、物候期和最终产量，为农事管理提供前瞻性指导 。数字孪生技术则更进一步，通过在虚拟空间构建物理农场的精确镜像，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模拟、推演和优化，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做出更优决策 。  

• AI大模型应用： 这是当前技术探索的最前沿。农业专用大模型被寄予厚望，用于提供复杂的决策支持、智能问答服务，甚至直接生成最优化的种植方案和管理策略 。  

第三层：集成平台（“大脑”） 技术堆栈的顶层是将所有数据流和分析能力汇集于一体的中央控制系统。

• 农业大数据平台： 最终目标是将来自传感器、无人机、智能装备和市场等所有渠道的数据，整合到统一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各省级平台 。这些平台如同“农业大脑”，是实现全域监控、智慧管理和科学决策的中枢神经系统 。  

• 开放平台与SaaS服务： 为激发创新活力，政策鼓励构建具有标准化开放接口（Open API）的平台，以培育第三方应用的生态系统。这些服务通常以“软件即服务”（SaaS）的模式提供，降低了用户的准入门槛和维护成本 。  

然而，这个从“芯”到“脑”的技术堆栈并非各个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链条，其中存在着系统性的脆弱点。顶层的“大脑”（AI平台）若没有高质量的数据输入，其分析和决策能力将形同虚设。而高质量的数据采集，又依赖于底层“感官”（传感器）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同样，“大脑”产生的精准决策，若没有高效的“肌肉”（智能装备）去执行，也无法转化为生产力。这意味着，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薄弱环节，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效能大打折扣。例如，如果国产传感器芯片的精度或耐用性不足 ，那么输入国家大数据中心的原始数据就存在偏差，基于这些“垃圾数据”的AI模型必然会输出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投资回报的失败。因此，尽管政策和舆论高度关注光鲜亮丽的“农业大脑”，但当前最紧迫的挑战或许在于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但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大规模部署稳定、低成本的硬件，并从源头上确保数据的质量。整个国家战略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这个技术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2.2 应用实践：从“盆景”到区域解决方案的探索

2024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评选并推广了一批智慧农业建设的典型案例。这些成功的试点项目（或称“盆景”）生动地展示了技术的巨大潜力，但同时也凸显了将这些孤立的成功经验规模化、复制到更广泛的“风景”中所面临的挑战。

表2：2024年中国国家级智慧农业典型案例分析

这些由政府大力推广的成功案例 ，无疑为行业发展树立了标杆。然而，来自行业内部的冷静观察指出，当前这些应用总体上仍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只是盆景而非风景” 。这一判断的背后逻辑是，这些试点项目往往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和来自科研院所或龙头企业的重点技术支持（例如，“伏羲农场”就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深度参与 ）。它们的成功是真实的，但其成功模式对于缺乏雄厚资本、专业技术知识和外部强力支持的普通农户或合作社而言，可能难以复制。因此，2026至2030年的核心挑战，已不再是证明技术“能用”，而是探索如何使其在经济上可行、操作上简便，从而能够真正被广泛采纳，从一个个孤立的“盆景”汇聚成一片广阔的“风景”。下一阶段的政策和投资重点，必须从支持“样板工程”转向为大规模普及创造有利条件，这包括致力于降低成本、开发用户友好的交互界面，以及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2.3 商业化模式：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崛起

在中国当前的智慧农业市场格局中，主流的商业模式并非销售单一产品，而是提供全面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以行业领军企业托普云农（Top Cloud-Agri）为例，其成功路径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 。  

这类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商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 目标客户精准： 其主要客户群体并非单个农户，而是政府农业监管部门、大型农业集团、科研院所以及农业示范园区 。  

• 产品与服务一体化： 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技术堆栈，涵盖了自研的硬件设备（如各类传感器）、复杂的应用软件（如用于病虫害和种子考种的AI图像识别模型、作物生长预测模型），以及将软硬件能力整合在一起的云平台 。  

• 核心竞争力深厚： 他们的竞争优势源于对农业领域的长期深耕和深刻理解，这使其能够构建起通用型科技公司难以企及的、具有高度行业壁垒的“核心技术体系” 。例如，通过多年积累，他们构建了海量的、专业的农业样本数据库（如病虫害图像库），这成为其AI模型精准度的重要保障和难以逾越的竞争护城河 。  

这种商业模式的背后，是一种独特的“B2G2C”（Business-to-Government-to-Consumer/Farmer）的推广路径。具体而言，一家技术公司首先向省级或市级农业主管部门销售其数据平台或监管系统（这是B2G环节）。随后，政府部门利用其行政力量和公共服务网络，向辖区内的农户、合作社推广甚至要求使用该平台及其配套工具（这是G2C环节）。这一模式巧妙地利用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组织能力，有效克服了在由数以百万计的分散小农构成的市场中，直接获客成本过高的难题。对于新进入者而言，B2G策略往往是在中国市场实现规模化扩张的最可行路径。因此，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能够与政府数据基础设施无缝对接的能力，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

第三部分 跨越障碍：通往智慧农业之路的核心挑战

尽管前景广阔，但AI+智慧农业的全面普及仍面临着三大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挑战：经济可行性、数据质量和应用主体适配性。这些障碍共同构成了从技术愿景到产业现实的“最后一公里”。

3.1 经济等式：低利润行业的投资回报难题

这是智慧农业推广中最根本、最现实的障碍。农业本质上是一个投资周期长、利润率偏低的行业 。而智慧农业技术和装备，无论是传感器、无人机还是软件平台，其高昂的前期投入对于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者而言，构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  

业内人士普遍反映的“投入产出不成比”问题，精确地指出了这一核心矛盾 。尽管一套如“富慧养”这样的智慧养殖系统能够帮助养殖户降低15%的综合成本 ，但对于许多中小型养殖户来说，一次性投入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用于购买摄像头、传感器和软件服务的决策仍然十分艰难。他们更关心的是，这笔投资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本。  

这种技术潜力和经济现实之间的脱节，是当前技术推广的最大阻力。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工程师可以设计出一款技术上极为先进的苹果采摘机器人，它能通过多光谱成像和气味传感来精准判断果实的成熟度 。然而，这台机器人的研发和制造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万美元。对于果农来说，他的决策逻辑完全基于经济核算：机器人的成本与它能替代的人工成本相比，是否划算？投资回报周期有多长？如果这台高科技机器人不能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展现出比雇佣季节性工人更优的经济效益，那么无论其技术多么精妙，都难以获得市场的采纳。因此，未来三到五年内，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创新，将不一定是技术最顶尖的，而是那些“足够好”且成本足够低的解决方案。行业的研发重点必须从追求功能的极致化，转向优化最终用户的成本效益比。  

3.2 数据困境：对高质量、标准化农业数据的渴求

AI模型的能力源于数据的“喂养”，但农业领域的数据具有天然的复杂性和获取难度。农业数据产生于“分散的主体、细碎的地块、琐碎的农事”之中，这导致其质量参差不齐、格式不一，且难以实现有效的共享和整合 。  

“垃圾进，垃圾出”是数据科学的基本原则，在智慧农业中同样适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推动建设庞大的农业大数据平台 ，但如果从田间地头采集的原始数据本身就不准确、不完整，那么基于这些数据进行的所有分析、预测和决策都将是不可靠的，最终会侵蚀整个系统的价值。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数据视为一种可以随意“汇聚”和“入池”的商品，它本质上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构建数据治理的“软基础设施”或“管道系统”。这包括：首先，农户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如果没有直接的、可见的利益回报，他们缺乏花费额外时间和金钱去 meticulously 收集和上传标准化数据的动力。其次，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从土壤类型命名到病虫害代码），使得来自不同源头的数据难以融合分析。政府已经开始通过推广“全农码”等统一编码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最后，数据的所有权、隐私和安全问题也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这进一步加剧了数据共享的阻力 。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建立清晰的数据标准、设计有效的数据共享激励机制，以及开发能够减轻农户负担的低成本、自动化数据采集工具上。  

3.3 “小农户”的结构性难题：技术与现实的适配鸿沟

中国农业的基本国情是以小农户生产经营为主 。这一现实与当前许多智慧农业技术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错配，因为后者往往是为西方那种规模化、标准化的大型农场设计的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在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环境中才能最大化其效益，而小农户经营的特点恰恰是多样化、非标准和缺乏规模经济。因此，试图将一套“一刀切”的技术方案强加于小农户，注定会遭遇失败。技术的设计必须回归本源，做到“服务小农” 。  

解决这一结构性难题的出路，很可能不是让每个农户都拥有昂贵的智能设备，而是让他们能够便捷地购买到智能化的农业服务。这种“服务化”（Servitization）的转型是弥合技术与小农户现实之间鸿沟的关键桥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单个小农户可能无力承担一台价值数十万元的智能植保无人机。但是，一个地方性的农业合作社或专业的农业服务公司，则可以购置一个无人机队。然后，这家公司可以向周边数百个小农户提供“按亩收费”的精准喷洒服务 。这种模式将农户面临的巨大资本性支出（CapEx）问题，转化为可控的经营性支出（OpEx），从而使先进技术变得触手可及。这预示着，未来五年最大的市场机遇或许不在于向农户销售硬件，而在于构建和运营这些第三方智慧农业服务网络。这应成为投资和政策扶持的重点方向。  

3.4 基础性短板：机械化与人才的先决条件

人工智能位于技术金字塔的顶端，但其根基必须稳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农业的许多领域和环节甚至尚未完全实现机械化，而机械化是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必要前提 。此外，行业还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板，既懂农业技术又通晓信息技术，能够操作、管理和开发这些新系统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  

这两大基础性短板具体表现为：

• 装备基础薄弱： 报告指出，“除农业无人机领跑全球外，其他智慧农机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  

• 人才储备不足： 产业的未来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数字新农人”以及能够连接农业与IT的跨界人才 。没有合格的人才，最先进的技术也只能被束之高阁。  

这意味着中国不能简单地期望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向人工智能的“蛙跳式”发展，而必须采取一种双轨并行的发展路径。第一轨道是高科技前沿探索，在基础条件较好的领域（如大型企业农场、科研机构、部分发达地区）继续投入尖端的AI模型、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研发。第二轨道是基础能力普及，同步在更广泛的地区推行一项大规模的基础提升计划，其核心是加快落后地区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为广大农民提供普惠性的数字技能培训，并建立面向“数字新农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政策和投资必须在这两条轨道之间取得平衡。过度投资于顶层的“AI”，而忽视了底层的“农业”基础，无异于在沙滩上建造高楼。第一轨道的成功，最终将取决于第二轨道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第四部分 行业发展推演（2026-2030）与战略建议

基于对当前行业现状、技术趋势和核心挑战的分析，未来三到五年，AI+智慧农业产业将沿着技术平台化、市场服务化和价值多元化的路径演进。

4.1 技术轨迹：从孤立工具到基础平台

未来，市场将从销售独立的硬件产品（如一个传感器、一架无人机）转向提供构建在通用平台之上、以结果为导向的综合服务。

• “农业操作系统”的兴起： 以作物生长模型、动物行为识别模型等为代表的智慧农业基础模型 ，将扮演类似于“农业操作系统”（Agri-OS）的角色。这些由政府或行业龙头企业主导开发的基础模型将提供底层的算法和数据支持，而其他科技公司则可以在此之上开发各种具体的应用程序（Apps），例如精准施肥App、病虫害预警App等，形成一个繁荣的应用生态。  

• 数据即服务（DaaS）成为可能： 随着国家级和区域级数据平台的成熟，以及数据治理体系的完善，新的商业模式将应运而生。围绕着向产业链上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农业保险公司、大宗商品交易商、食品加工企业、金融机构）提供经过处理、清洗和分析的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洞察服务，将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  

4.2 市场演进：整合、服务化与价值多元

市场结构和商业模式将发生深刻变革，呈现三大趋势：

• 市场整合加速： 当前相对分散的市场格局将开始走向整合。资金实力雄厚、拥有完整“硬件+软件+服务”能力的大型平台型企业，将通过并购等方式，吸收拥有特色技术的小型公司，以补全自身技术版图、扩大市场份额 。  

• 服务化成为主流： 如前文所述，“服务化”将成为向中小型农场交付技术的最主要模式。这不仅是解决小农户采纳困境的有效途径，也将是行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 价值发现与多元变现： 技术将赋能农业，使其超越单纯的初级产品生产，实现其“多元属性”的价值变现 。  

  • 追溯与品牌溢价： 基于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将成为高端农产品建立消费者信任、打造品牌溢价的基础 。  

  • 定制化与新零售： 数据驱动的生产将催生“订单农业”（CSA）、“C2F”（Consumer-to-Farm）等新模式，实现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与农业生产的精准匹配 。  

  • 农旅融合与“云上农场”： 数字技术能够将农业的自然景观和文化价值转化为“数字内容”和“云端体验”，让城市消费者通过线上认养、虚拟种植等方式参与农业，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  

4.3 对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建议

为抓住未来五年的发展机遇并应对挑战，不同市场参与者应采取差异化的战略。

致投资者：

1. 聚焦“镐与铲”的投资逻辑： 投资于整个行业发展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赋能技术”。这包括在核心传感器、国产化农业芯片 、数据标准化与分析平台 以及可规模化的SaaS解决方案等领域具有技术壁垒的公司。  

2. 押注服务化赛道： 识别并投资于“智慧农业即服务”领域的潜在领导者。这些企业通过整合小农户的需求，构建了比直接销售硬件更具规模效应和防御性的商业模式。

3. 评估B2G能力： 在评估中国市场标的时，应高度重视其理解政策、获取政府订单的能力。在当前阶段，这依然是企业实现规模化增长的关键渠道。

致技术公司：

1. 为普惠与经济性而设计： 将研发重点从追求极致功能转向优化成本效益比。目标是创造出“足够好”、价格合理且易于非专业用户操作的解决方案。

2. 拥抱模块化与开放性： 开发具有开放API的模块化产品，使其能够轻松集成到政府主导或第三方的更大平台生态中 。在中国政策驱动、强调生态协同的环境下，“封闭花园”式的技术路线难以成功。  

3. 构建服务导向的商业模式： 积极为未来做准备，收入将更多地来自持续的服务费，而非一次性的硬件销售。为此，需提前构建强大的、能够提供可靠落地服务和技术支持的运营能力。

致政策制定者：

1. 推动补贴从“补购置”向“补服务”转型： 优化现有的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 ，不仅补贴农民购买设备（资本性支出），也应探索补贴农民使用智慧农业服务（经营性支出）。这将极大降低小农户的使用门槛，加速技术普及。  

2. 大力投资“软基础设施”： 将财政资源优先投入到国家级数据标准、数据共享协议和数据安全框架的建设上。从长远来看，这比资助单个的示范农场更为关键和紧迫 。  

3. 启动“数字新农人”国家培养计划： 联合职业院校、高等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发起一项全国性的、系统性的人才培养工程，为智慧农业时代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本。培训内容应涵盖数据分析、无人机操作、智能装备维护等实用技能 。  

结论

2025至2030年，将是中国AI+智慧农业宏伟蓝图经受考验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技术发展的愿景已然清晰，政策支持的力度空前强大。然而，前方的道路并非简单的技术部署，而是一场深刻的、涉及全产业链的系统性变革。未来的成功，将不再以AI模型的复杂程度或示范农场的数量来衡量，而是取决于整个生态系统——政策制定者、技术开发者和广大农业生产者——能否协同努力，共同构建一个不仅在技术上智能，更在经济上可行、在结构上包容、在实践中牢牢扎根于农业现实的全新生产体系。未来五年，将最终决定中国的智慧农业宏图能否被成功地耕耘为一片可持续、高产出的广袤风景。